转自章弘校友（政研90）微信朋友圈，经本人同意刊登
日头越来越向南移，推开窗户就可以看到日出璀璨的样子。
北京，晴，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15度，预报指数48，空气质量优异。
昨天收到方铭老师子女寄来的两本回忆录《路——纪念我的父亲母亲》，图三便是作者的父母亲，左侧为母亲方铭老师，右侧为父亲胡若木先生。
方铭老师曾和家母在同一所学校里工作，于是两家人有幸住在同一幢公寓楼里。不过那时我还小，完全不记得我们曾经是邻居。
家母就是一个考进大学，留校任教的简单履历。方铭老师则是出生在1917年，1936年就参加地下党，从事贴标语宣传理想的老资格社会活动家。
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和七十年代初期，当权者把大批教书匠和公务员送往乡间，让这些在城市里把脑子呆得瓦特了的人群，在农村好好反省反省，接受乡村贫苦农民的再教育。
我们又有幸和方铭老师分配到了一个村子里，那时方铭老师年近五旬，我是一个刚过十岁的少年。于是，方铭老师和我就成了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忘年交。
方铭老师是江苏人，早年在苏州上海读书，是一个吃米饭长大的人。我们住的那个村子，位于吕梁山脚下，汾河西岸。那时的乡间只抓革命不促生产，于是我们只能吃到高粱面和玉米面。菜嘛，漫山遍野长得苜蓿草，这就是我们的主菜。洗净，煮熟，撒盐，吃下去。
方铭老师端一碗苜蓿汤，把玉米面窝头或者是高粱面馒头掰开了揉碎了，再泡进苜蓿汤里吃。一顿两顿也就罢了，成年累月呀，顿顿都得这么吃啊。
后来，我们种出了果树，种出了蔬菜，种出了小麦，养出了猪和鸡，日子改善了一大截子。
方铭老师不再用苜蓿草熬的汤泡玉米面窝窝头吃了，而她马上就把丰收了的水果和蔬菜送到老乡家里。一到农闲的时候，她就走家串户，访贫问苦，好像回到了上世纪四十年代，她在为追求社会公平而燃烧自己一样。
春夏秋三季，忙完了地里的活，不顾累了一天了，方铭老师总和自己的室友们一起在山坡上散步。那时她们的步履是沉重的，眉头是紧锁的，脸色是忧愁的。这日子何时是个头啊？她们担心的不仅是自己能不能重返课堂，还有这个国家的命运。方铭老师的闺蜜中，有一个人就是浦安修。
我们于1972年春天返回北京，多少年后才知道，几乎同时，邓小平也从江西，胡耀邦也从湖南返回北京。
不久，方铭老师被恢复职务，重新当起负责全校文科的领导。家母则回到研究室里，继续从事她的量子力学研究。
有一天在学校教工食堂里买饭，忽然有人喊我，回头一看，这不是方铭老师吗？头上用于挡风遮雨的帽子不见了，那一身洗得发白的蓝衣衫裤不见了，一双军球鞋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八成新的深色衣裤和塑料底布鞋。虽然依旧朴素，但已是城里人的装扮。一头秀发，一脸白皙，让方铭老师比在乡间时年轻了许多。
我很惊讶她还能认出正在窜个儿的我，她也很高兴我还记得她。俩人倾诉了彼此别后的情形，凡有熟人走过来，她就用手比划着我当年的个头儿，告诉大家，我才那么小，就和她一起下乡务农去了。
1978年以后，方铭老师愈发忙碌起来，并且搬出了我们的住宅小区。后来她从学校调去了中央文献研究室，从事周恩来生平事迹的研究和撰写，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面。
那天方铭老师的子女找到我，希望我能帮他们回忆一下方铭老师在吕梁山下汾河岸边的岁月。因为那时，方铭老师的子女也都在远离千里之外的内蒙地区务农，全家人天各一方，彼此之间不知道父母孩儿都过的是什么日子？
于是，我靠回忆写出了方铭老师在乡间生活的点滴。翻阅成册的回忆录之后，我才惊讶地发现，方铭老师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竟然与核心力量的交集如此之多，而她在我们面前，却从来都是那么地谦和亲善，没有半点的优越和架子。
我的文字与一批人物的回忆放在一起，实在受宠若惊。仔细读着其他长者亦或是名流撰写的往事，明白了一个道理，选择走追求社会公平的道路，几乎都是因为当时眼前的社会存在着大量的不公，所以希求改变它。古今中外，都是一样的逻辑和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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