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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稻田大学与中国留学生的百年交集

晓燕校友(语研履修1980‘)原文《 中华读书报 》( 2017年04月05日 05 版),经本人同意刊载


  

宋教仁(右1)、何天炯(右4)、张继(右5)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编辑部与工作人员福田奈(右2)、前田卓子(右3宫崎滔天妻姐)合影。(宫崎蕗苳中国宋庆龄基金会)


  日本早稻田大学(下称早大)在中国久负盛名,提起中国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国共两党、抗日战争乃至近40年的改革开放的参与人群,都不难见到“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印记。


  走过百年风雨,早稻田大学中国大陆校友会于今年3月19日在北京成立。


  早大与中国留学生的百年交集,写满百年中国近代史。笔者并非通晓近代史,不过是斗胆归纳学者们著述中的、互联网上查得到的各种蛛丝马迹,回首早稻田大学与中国的百年沧桑,致敬历史、致贺中国校友会。


  这段史话须从早大的前世今生说起。


  江户幕府时期,佐贺藩属武士山本常朝融合中国儒学、佛学与本土神道,编著《叶隐闻书》,以“名、忠、勇、死、狂”之说为藩主锅岛胜茂统治本藩所用。通篇“君臣戒律”自然受到藩主赏识,被尊为佐贺藩的“国学”,成为藩属武士学馆“弘道馆”的必修课。于是,《叶隐闻书》有了“锅岛论语”别称。尽管《叶隐闻书》问世之初并非为北方武士(江户幕府统治核心)及天皇皇室认可,但《叶隐闻书》仍毫无疑义地成为“武士道”的经典,是后世人们研究近现代日本人精神及文化方方面面、是是非非的必读史籍。


  同一时期,江户幕府开放与荷兰的贸易,“兰学”在日本悄然兴起,刚刚问世不久的美国独立宣言、荷兰宪法都经“兰学”传入江户幕府治下的日本,“兰学寮”出现于日本各地。


  佐贺藩上层武士之子大隈重信生逢此时,自发蒙即进“弘道馆”读狭隘隐晦的“锅岛论语”。因大隈重信多有不轨言行终被逐出弘文馆,反倒成为他进入“兰学寮”的契机。江户幕府末期受到“兰学”影响的一代青年,日后大都走上明治维新的正面舞台,主导了具有深远影响的宪政改革。


  1867年,江户慕府灭亡,延续了682年的武夫统治消亡。


  1868年,日本进入明治时代,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开幕。


  慕府灭亡,大政奉还于明治天皇后,包括大隈重信在内的改革派积极主张建立民选议会、君主立宪。 1871年(明治4年)大隈重信出任专职“大藏大辅”(财政部长)一职,其平息内乱、修改不平等条约、富国强兵抗衡列强为目的的财政治理特色鲜明。始于1874年(明治7年)的“自由民权运动”,与倒慕后仍把持朝政的旧式“藩阀”针锋相对,自由民权派的立宪主张以大隈重信奏请的改革方案最为激进。“自由民权运动”持续8年,1881年(明治14年)天皇颁布诏书称10年后(1890年)开设国会,大隈重信等激进派被罢免,自由民权运动被彻底封杀,史称“明治14年政变”。


  下野后的大隈重信成立“立宪改进党”,开日本政党之先河,并于次年1882年(明治15年)创办“东京专门学校”,日后的早稻田大学。适逢中国光绪8年。


  东京专门学校设有政治经济、法律、理学及英语四科,学校位于东京西北的一片稻田中,校舍仅为两座两层楼,一座用于教学、一座用于学生宿舍。由于大隈重信创办东京专门学校时身处政治逆境,为避国内政党纷争,不便过问具体校务。但他提出的办学宗旨“保障学术之独立,使之为成就模范国民所用”,在学校上下的苦心运营下,通过众多具有独立学术精神的教授们的实践逐渐生根,成为早稻田大学的传世校风。大隈重信倡导的“在野精神、进取精神和庶民精神”引导早稻田大学的人才养成一直走在“实用”的道路上,当今日本社会大学生就业率最高的仍是早稻田大学。1897年(明治30年)东京专门学校宣布申请升格为大学的计划,之后耗时四年进行学科设置、师资招聘、基金筹集等准备工作。


  再看看近代日本人中国观的变化轨迹。古代日本仰慕中国,在恢弘的中华文化影响下,从体制到一切模仿中国。至日本镰仓慕府、室町慕府时代,日本逐渐形成独自的文化和体制,但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不衰。明治维新后,在传统与现代的博弈中,旧道统的维护者重拾旧日“朱子学”包装以新称呼“汉学”,力图在新式学堂仍有一席之地。以明治时期的“东京帝国大学”设立“汉学科”为代表(安藤彦太郎《早稻田大学与中国》,武汉大学出版社)。


  17世纪欧洲天主教耶稣会的传教士进入亚洲,初入中国,继而踏足日本,适逢中国明末清初、日本明治前后。传教士们关注亚洲重农社会的价值观,他们将东方的哲学、历史、文化、风俗等方方面面传达到西方,渐成西方学术体系中的“东方学”,日本汉字表述为“东洋学”。于是,以外交、军事、媒体等需要为主的对现实中国的关注自然借助起“东洋学”的套路。


  随着日本对朝鲜和中国的扩张,“优越感”在日本国民情绪中蔓延。1894年,中国光绪20年,日本明治28年,甲午战争爆发,这是近代中日关系的转折节点。以西方模式建立起的日本海军打败了自古仰视的中国,没落王朝的贫弱使得维新后日本国民的“优越感”和对中、朝等邻国的“蔑视感”膨胀到顶点。由此,日本的“汉学”被国民心态的变化隔绝在古代,发展成可以完全不借助中文、完全不接触现实中国的古典学科,至今如是。而“东洋学”则在甲午战争后逐渐形成“支那学”。日本建立现代学校体制的过程中,将英、法、德三个语种作为“攀登科学的阶梯”纳入公共教育体系,而对中文和俄文等人才,有现实需求的外交、军事、企业商社,既有设在外务省等机构的官办培训班,也有民办速成学校。无论是支那学还是中文教育都在东京专门学校(早大)的视野中,建校之始便着手中文师资的网罗,致力系统的学科建设,成为“支那学”先驱,也是早稻田大学与中国百年缘分的源头。


  甲午战争爆发次年,1895年清政府求和,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除割地,还赔款两亿两白银。之后紧急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使用赔款向日本派遣公费留学生。更有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上奏朝廷,力主向日本官费派遣短期留学生、速成人才的必要性。关于派往国家,张之洞1898年在其《劝学篇》中建议“至遊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洋务派核心人物康有为则提出“不妨以强敌为师资”,主张仿效日本、变法维新、救亡图存,并亲自到日本考察,推动中国接受学习消化西方文化。1896年首批13名清朝留学生到达日本,两江、湖广等地派出的地方政府公派留学生也先后到达日本。根据早大大学院社会学科博士后研究生孙倩《早稻田大学的清国人留学生》(2012年9月《早稻田大学学报》)一文及维基百科资料,1898-1899年早稻田大学开始招收中国留学生,首批入学的有唐宝锷、戢冀翚、金邦平、杨荫杭、杨廷栋、雷奋、缪其瑞、富士英、张继、李士伟等,之后逐年有清国学子入学,如林长民、廖仲恺等等。如同梁启超评说,中国人4000年睡梦此时被惊醒。走出国门的中国学子开始思考中国为什么失败、日本为什么富强。早大以其独创的政治经济学和教育学(师范科)、法学学科受到渴求救国知识、希望了解自由民权学说的中国留学生瞩目。


  1900年,中国爆发义和团运动,而这一年正是日本学者所称日本由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的“历史性转折”年,是日本涉足中国事务的活跃期。正是这一年东京专门学校开始在政经学部政治科“外国语学”中设置必修外国语为“英语、法语、支那语”,率先开设中文课。次年,日本政府批准东京专门学校为升格为大学,一个极其普通的乡间地名冠以高等学府,私立“早稻田大学”横空出世。


  鸠山和夫,日本明治时期自由民权派政治家、法学家。鸠山政治家族始祖、前首相鸠山一郎之父、鸠山由纪夫曾祖父,时任早大校长。


  高田早苗,日本明治时期自由民权派政治家,东京帝国大学政治学科毕业,时任早大学监。他既是大隈重信的政治盟友,也是早大政治经济学科奠基人,1907年任早大校长。


  青柳笃恒,日本现代中国学奠基人,早大政治经济学部“支那问题研究”课创始人,早大“清国留学生部”创始人、主任。


  1905年清政府取消科举制,留日公费留学生与自费留学生叠加,形成高潮。日本各地速成学校林立,留学生良莠不齐,日本教育的形象和中国留学生的形象双双受到严重影响,成为中日两国政府必须面对的问题。得益于上述三人的主导,东京专门学校从接收中国留学生起就以规范的学制和实用的学科设置脱颖而出。为进一步规范化,青柳笃恒力主专设学制为“预科一年、本科两年、研究科一年”的“清国留学生部”,他指责速成教育是“速而不成”。1905年3月底,高田早苗和青柳笃恒专程来中国考察,遍访中国各地教育设施,与袁世凯、张之洞等中国政经、教育界要人广泛交换意见。回国后,高田早苗将设立“清国留学生部”事宜全权委托青柳笃恒办理。青柳就学科设置、宿舍管理等反复征求多方意见,还几番登门拜访在校“清国人留学生”李士伟(纪旭峰《宫崎滔天与早稻田大学中国留学生展》图录)。当年9月11日早大清国留学生部举行开学典礼,宣布办学宗旨为“学问乃天下公器,非一国一人私属,况我与支那疆土比邻,其学术传来我国,其文字为我所用,本应以我之所长补其不足,能报其旧德乃文化之大成”(《宫崎滔天与早稻田大学中国留学生展》图录)。这年9月开始的新学年,早大录取中国留学生762名。


  同年11月日本政府文部省颁布政令“关于接收清国人入学公私立学校的规定”,留学生的入学资格、言论到吃住行都被规范(限制)。《规定》出台后引发轩然大波,被日本媒体标题党演绎为《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这背后一方面是清政府无法视官派留学生成反清革命党而不见,一方面无法任行为不轨者害群,还是张之洞上奏朝廷建议联手日本当局予以规范。日本政府刚刚赢得日俄战争,为示好清政府以进一步获取在华利益,愿联手清政府出手管学生。留学生中的革命党人无疑受到《规则》取缔,东京弘文书院中国留学生陈天华在东京蹈海自尽抗议。


  早大校史资料中心至今保存完好的早大上报日本文部省的关于成立清国留学生部宿舍的申请书,内附建筑结构(木造盖瓦二层)、平面图、食堂盥洗室浴室等设施说明,日本政府管理之谨慎严格可见一斑。校史资料还记录,1905-1906年清国留学生部学费为每人每月3日元,每人每年学费36日元。校史资料除留存了学生名簿、考试通知等,最多的是学生宿舍的诸如费用、信函往来、学生活动等记录。日本近代大学建设中大都设置学生集体宿舍,集体宿舍难免成为学潮发祥地,政府对大学的监管也往往将集体宿舍视为重点。早大校史资料中心所藏资料不难看出背后有中日两国政府“互通款曲”防患留学生“出格”的缜密用心。


  清国留学生部1905年开学初年全体学生均为预科生,教学内容为日本语、数学、地理、历史、图画、体操等“普通科”,每周一至周六上午9点至下午5点上课,周日休息。当时计划本科设“政法理财科、师范科、商科”,但1906年首批预科生升入本科时,本科还只有“师范科”,教学内容为物理化学科、博物学科、教育及地理历史科,之后加入伦理学和教育学等公共学科。之后,为配合清政府文教政策的调整,1907年中止预科、师范科招生,改设三年制普通科。同年日本政府出台“清国留学生指定校”政策,早稻田大学、明治大学、法政大学等5所大学和14所专科及速成学校在列。而早大已起步2年,成为示范。


  继1905年早大清国留学生部招生762名后,1907年招生850名,1908年招生394名。毕业生人数1906年327名、1907年381名、1908年182名、1909年176名。随着清政府与日本公派留学生项目的结束,清国留学生部1910年关闭。5年间,早大通过这一特设机构共接收中国留学生2000余人,在日本各校中独占鳌头。其中取得毕业资格的1000多人,约六成,其余或中途转往他校、或因故退学。


  1906年清国留学生部首届预科生毕业之际,校方向所有毕业生发放统一用纸,要求毕业生任选诗、文、书、画方式留下感言,并汇编成“清国来宾纪念”册。青柳笃恒主任亲自致函时任“湖北留日学生监督”钱恂为留言册提名。钱恂致青柳笃恒复函中借用苏东坡“雪泥鸿爪”诗句为纪念册提名为“稻泥鸿爪”。1906年7月第135号《早稻田学报》关于纪念册的报道中称“鸿爪帖”,纪念册成书时的正式名称为“鸿跡帖”。在《鸿跡帖》中以诗文书画留下感言的为1906年至1908年毕业的中国留学生(具体涉及人数待考),共七册。其中第一册集中收录了当时清政府驻日公使、留学生总监杨枢,以及各省学监或学政如钱恂、林灏深等23人的感言(《宫崎滔天与早稻田大学中国留学生展》图录),第二册起均为毕业生留题,包括个别清宗室子弟。


  《鸿跡帖》的诗文书画留题显示出晚清中国留学生及诸位监督学官们颇高的国学功底,是他们自身修养的缩影。还可看到这些留学生个人对早稻田大学的评价,对世界先进政治经济、法律、教育、文化学理的认识以及变法改革报效国家的远大抱负。在署名中,部分学生使用“清国”,更多的是回避“清国”身份,特别是来自洋务运动较为活跃的省份的学生,他们或使用“支那”,或仅具省份,个别人使用“中国”,而钱恂本人使用的正是“中国”。他们提名感谢除早稻田大学、大隈重信,还有鸠山和夫校长、高田早苗学监,提名最集中的是青柳笃恒主任。《鸿跡帖》传递的历史信息还告知后人,这些留学生基本是在20-35岁年龄段。


  清国留学生部随着清王朝的覆灭退出历史舞台,但求学早大的中国留学生从未中断。


  纵观百余年来从早稻田大学走出的中国留学生人生轨迹,“索我理想之中华”的仁人志士辈出。1905年孙中山、黄兴等在东京组建以留日中国学生为骨干的中国同盟会,约100人到会,仅有确切资料可查的139名清国留学生部毕业生中就有30名同盟会会员,他们追随孙中山、黄兴等发动辛亥革命,其中不乏为中华崛起献出生命者,如陈与燊、杨毓麟、宋教仁等。


  1912年,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果实“称帝”,同盟会等五团体针锋相对地改组为中国国民党,成立大会30名参议中宋教仁、张继、胡瑛、陈陶遗、莫永贞、景耀月、孙毓筠等七人曾留学早大,国民党早期领导人中还有许多早大毕业生,例如覃振、廖仲恺等。1914年大隈重信二次出任首相兼外相,1915年主导日本出台“二十一条”逼迫中国接受,早大中国留学生李大钊等反对大隈重信支持袁世凯政府,奋起成立“中国留日学生总会”,继而中断学业,与数百名退出日本各校的中国留学生一起回到中国。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核心领导人李大钊、陈独秀均曾留学早大,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也多有早大毕业生,如澎湃、杜国庠、廖承志等等。


  近代西方和日本先进的思想理论传入中国与中国海外学子的翻译传播密不可分,而留日学生所做贡献十分突出。1900年早大留学生杨廷栋、雷奋、杨荫杭、富士英等积极参加的留日学生第一个翻译团体“译书汇编社”在东京成立,他们通过日文大量翻译各国文献,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早大学生杨廷栋翻译的卢梭《社会契约论》,这是卢梭著作的首部中译本,可以说是早大留学生将卢梭带入近代中国,带入中国人的视野。杨廷栋译自高田早苗东京专门学校政治学讲义中美国伯吉斯(J.W.Burgess)日文版《政治论》对于起步时期的中国现代政治学具有深远影响。当时“译介”受到中国洋务派政治家的重视,他们成立“出洋学生编辑所”向中国社会传播西方思想,杨廷栋、杨荫杭、雷奋、富士英、戢冀翚、陈缚贤等主笔各大报刊的同时积极从事翻译,为中国打开了认识世界的门窗。


  民国初期,面对积贫积弱的祖国,早稻田大学中国留学生们更多选择的是教育救国。1906年毕业的缪其瑞是中国交通大学的创办人之一;1911年毕业回国的陈时于次年参与创办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武昌中华大学(华中师大及武汉大学前身),1917年任校长;1907年毕业、1910年回国的汤增壁参加武昌起义后于1914年任教湖南第一师范,曾为毛泽东、蔡和森等授课;1909年回国的林长民于1911年创办私立福建法政专门学(福建师范大学前身之一)和福州二中,并亲任福州二中校长;1909年回国的葛祖兰长年执教中国各地,1917年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钱玄同、李大钊、马裕藻、陈独秀、朱希祖、杜国庠等等多名早大毕业生先后受聘于早期的北京大学,不仅撑起北大兼容并蓄校风的一片天,还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代精神领袖、五四运动的推手。


  民国初期法制建设是中国走向近代的必经之路,从事法制建设和教学的早稻田大学毕业生在历史上留下了鲜明足迹,比如唐宝锷、戢冀翚、杨荫杭、冯自由、陈受中、李剑农、李肇甫等等。


  历任民国财政部及农商部顾问、中国银行总裁、中日实业公司总裁的李士伟等是投身实业的代表性人物。而先后在民国中央政府及各地方政府任职从政的早大留学生则是数不胜数。还有著名作家、诗人、翻译家苏曼殊等等……


  近代中日间恩恩怨怨,走在这段历史中的早稻田大学中国留学生们彰显了高尚的爱国情怀,既有坚决反对日本染指东北的林长民、坚决反对二十一条的李大钊,也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战斗在抗日战争中的斗士,如中共新华社社长廖承志、破译日军偷袭珍珠港和中途岛战役密电协助美军击毙日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的国民党中统局特工池步州。日本曾通过伪满洲国向日本公费派出大批东北籍留学生,却重蹈晚清官派留学生覆辙,“培养”出众多抗日志士,例如潜伏伪满的中共党员袁殊、张绍维、张绍纪等等,早稻田大学有幸进入众多中国近代史人物的求学履历。


  战后中日两国政府关系中断,大陆赴日留学生出现近半个世纪的空白,但早稻田大学与新中国的交往一直维系,著名近代史学者安藤彦太郎教授不仅一直与中国近代史研究机构保持合作关系,还通过各种方式配合廖承志领导的中日友协开展民间交流,促成早大上世纪50年代起在艰难的政治环境中数次接待中国郭沫若、梅兰芳等率领的访日代表团。


  早稻田大学历经百年风雨成长为世界知名的综合大学,校友中不仅走出过石桥湛山、竹下登、海部俊树、小渊惠三、森喜朗、福田康夫、野田佳彦等七名日本首相、百余名国会议员,也走出了与中国近现代发展史有着密切关系的知名民间人士宫崎滔天、浅沼稻次郎、松村谦三等。


  1972年中日两国邦交恢复正常,1979年中国派出首批公费留日学生,又是早稻田大学率先敞开大门,中国大陆留学生报考早大渐成高潮,至今延续38年不衰,人数一直居日本各大学之首。目前在校留学生5431人,其中中国内地留学生2775名,占51.1%。38年来早大毕业的中国内地留学生已达数万名,活跃于中国各行各业、遍及大部分省市自治区。


  早稻田大学1957起设立名誉博士授予机制,迄今已向印度前总理英迪拉·甘地、日本企业家松下幸之助、美国企业家比尔·盖茨等137名国内外杰出人士授予名誉博士称号,其中18人为中国内地人士,他们是原中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1982年)、原中日友协会长孙平化(1988年)、以及陈佳洱、王大中、马俊如等。


  “世界的道路通向早稻田”,早稻田大学校友会遍及世界,但早稻田大学中国大陆校友会却是姗姗来迟。或许历史的曲折令先辈们扼腕,或许是百年沧桑令后世学子敬畏……


  然而迟来更显出厚积优势,2017年早稻田大学中国留学生史上又将留下一掠“鸿跡”,“早稻田大学中国大陆校友会”浓墨重彩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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